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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晚清混混的发迹史

雷颐2020-08-03 18:57

雷颐/文

在1870年“天津教案”中,提督陈国瑞是亲自在第一线煽动民众的武官,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,法国点名要将他与其他两名官员处死。另两名官员虽也免死,却被流放,而陈国瑞却毫发无损,只是被“养病”。他本是一小混混,经历倒也足够传奇,但他屡屡得势横行,却连曾国藩也奈何不得,却也映射出晚清政治之乱象。

陈国瑞是湖北应城人,1836年出生,从小父母双亡。太平军路过湖北时,十六七岁就参加了太平军。当然,当他成为清军将领时,有关“正史”记述他是“被掳”“被掠”而成为“粤匪”“发逆”的。真相究竟如何,已不可知。总之,少年的他曾是太平军战士,作战勇猛。1859年,清军总兵黄开榜率军猛攻陈国瑞所在太平军部,陈国瑞向清军投降,反过来攻打太平军,也是勇猛异常,深得黄开榜喜爱,将他收为义子,改姓黄,为黄国瑞。

叛入清军后,混混味十足的陈国瑞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大小战斗中确不怕死,冲打在前,锋芒初露,不断升迁。1862年初,捻军进攻淮安地区,漕运总督吴棠向他部求援,陈国瑞被派增援吴棠。在吴棠指挥下,陈国瑞连打许多硬仗,充分显示不怕死而且擅于指挥战斗的特点。很短时间内,他超擢副将,加总兵衔、交军机处记名以总兵简放。时间并不长,深受慈禧太后恩宠的吴棠就特别倚重陈国瑞,对其如奉骄子,一切顺其所为。陈国瑞的部队也迅速扩大到两三千人。在进攻安徽天长时,太平天国天长守将陈士明投降清军,献出天长,并认陈国瑞为义父,改名陈振邦,随陈国瑞继续镇压太平军、捻军。

或许由于当时清军实在腐败,陈国瑞这种敢打敢杀不怕死的兵官实在不多,短短几年,他的名声越来越大。帮助吴棠解围有功,他又受命赶赴山东,直接归僧格林沁指挥,镇压山东捻军。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深得朝廷宠信,威望极高,在僧的指挥下,陈国瑞更是气焰嚣张、骄横无比,打仗也更加勇猛,战功卓著。1863年春,朝廷赏给头品顶戴。陈国瑞志得意满,于是申请归宗,不再姓黄,恢复本姓。

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,安徽凤台苗家寨土豪苗沛霖在家乡办团练,后投靠清军将领胜保,率部疯狂镇压捻军,战功累累,但他却对清明升不敬,不屑朝廷奖赏,且与安徽地方官员矛盾重重,甚至兵马相见。清廷对苗时抚时剿,苗则反反复复,力量越来越大。最后,清廷在1863年春决定彻底剿灭苗沛霖,命令僧格林沁、曾国藩、刘长佑、吴棠、李续宜、谭廷襄、张之万、毛昶熙、唐训方等一众高官对“四面兜剿”、彻底歼灭。对陈国瑞倚重异常的吴棠有自知之明,认为自己缺陈不可,于是向朝廷奏称:“陈国瑞治军严整,兵民翕服,若使之独当一面,必能迅扫狂氛,可否仰恳天恩饬陈国瑞帮办臣营军务……所有徐、宿、蒙城各军均归节制,责成该员北剿捻匪,南剿苗逆,定能胜任。”慈禧接受了吴棠的建议,发出上谕要陈国瑞帮办吴棠军务。同时命令吴棠传知陈国瑞“当懔承恩命,努力自爱,毋稍满假,以期克保令名,长承优眷”。一个小混混,自此开始到朝廷的青睐。

清朝明升动员组织了三四万的兵力,以蒙城为主要战场,经过近10个月的恶战,剿灭了苗沛霖后,论功行赏,清廷发出上谕陈国瑞升记名提督,再次高升。1864年,他又实授浙江处州镇总兵。虽然官职越来越高,但他身上浓浓的痞子气、混混气却未减丝毫。这时捻军和太平军余部在湖北麻城一带颇为活跃,僧格林沁调陈国瑞前往镇压。然而陈国瑞此时竟敢无视僧格林泌的命令,找种种理由拒不前往,长达月余。盛怒之下,僧格林沁奏准将陈严加议处,并将所部交他人管带。正在这时,又有人密报陈国瑞要率部谋反,与太平军余部秘密联系。陈国瑞得到消息,知道大事不妙,急忙赶赴僧营,伏地痛哭哀求,显示了混混气的另一面,表示一定听从指挥。由于陈屡屡与敌恶战,得免处分。

1865春天,僧格林沁在山东与捻军作战时败死曹州,随僧作战的陈国瑞也为捻军大败,所率步勇2500名只留下900余名,因身受重伤得以免受处分。伤好之后,他又重整人马,在山东与捻军恶战。为了与淮军将领刘铭传争功,同时又羡慕刘铭传部的武器先进,在济宁他居然率亲兵500人突袭一支毫无准备的淮军,连杀数十人抢夺武器。刘铭传闻讯大惊,急忙率部赶来,全歼陈部,生擒陈国瑞。

陈犯下如此罪行,猛将刘铭传也只敢把他关起来,仅供其喝稀粥,使其饥饿但不至死,不敢严厉惩处。三天后,陈饥饿难耐,又使出小混混身段,苦苦求情,刘才将其释放。但如何处置陈国瑞,则由此时全面负责剿捻的曾国藩决定。对陈国瑞这些年的所作所为,多数官员至函曾国藩表示应当依法严罚,但也有少数官员为陈辩护,曾国藩说对陈的评价毁之者七、誉之者三。为陈辩护的官员人数虽少,却以吴棠为首,权势不低。他们历数陈的累累战功,赞其在战斗中从来都是骁勇绝伦,因此反对严惩。权衡再三,曾国藩决定饬令陈国瑞将所部8000人裁至3000以下;官衔宜去钦差字样,不准独树一帜。奏准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,革去黄马褂,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。陈国瑞见势不妙,称病请假,将所部交他人接带,表示顺从,又疾驰扎营徐州的曾国藩大营,拜谒曾国藩,表示接受约束,然后至淮安“养病”。

陈的顽劣之性根深蒂固,自恃有战功又有后台,在淮安依旧纵恣不法,惹事生非。但陈国瑞毕竟已经失势“养病”,而早年投降他、随他征战的义子陈振邦已升至总兵。这时二人矛盾越来越尖锐,陈国瑞怒而要杀陈振邦。陈振邦连忙求救于陈国瑞的恩人、漕运总督吴棠。吴棠出面调解,但陈国瑞却不给吴棠面子,仍执意要杀陈振邦。陈振邦深知陈国瑞的凶狠,赶忙逃到漕运总督衙门避难。陈国瑞再三索人无果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在一天深夜亲自率数百亲兵驰往漕运总督衙门想抢回陈振邦。署中守卫大惊,急忙关闭大门,陈国瑞率队往前冲。守卫知道吴棠是他的恩人,大骂他忘恩负义,要他知道如果没有“漕帅”,就没有他的今天,率兵攻衙就是谋反。陈国瑞却回答说,陈振邦以子叛父,此不为反何为反?陈掁邦才是真正的反贼,自己是来捉拿叛父之子和藏匿反贼的人。他打破大门二门,开始攻打坚固的宅门,久攻不破,双方隔门大骂,陈国瑞愤怒异常,竟然以头触门,突然痰涌气厥,颓然扑地。陈国瑞如此恩将仇报,吴棠却没有因此将他置于死地,而是向朝廷奏称陈是患病疯狂,清廷命押送回湖北老家养病。

    在家乡几年,陈国瑞自不甘心,一直在打通关系。1867年秋,经几名高官推荐,或许因为捻军一直未平,朝廷重新起用他镇压捻军。这一次却非同小可,他直接与醇亲王奕譞拉上了关系。朝廷命他赴京,听候录用,不久就被赏头等侍卫。奕譞主持的神机营拨给白银三万两,令他招集旧部由左宗棠军营差遣,去镇压捻军。

奕譞对陈宠信有加,不久又奏准陈国瑞部直接归自己指挥,派为神机营管队侍卫,称神机营锐勇队,所需军饷、军械由神机营发给,并换给“管带神机营锐勇队头等侍卫”钤记一颗。有奕譞当靠山,陈国瑞连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,遣人在保定至左宗棠营中勾引勇丁,许以每月给银7两5钱,赌博、鸦片不禁,抢夺不禁,左营被勾去勇丁880余名。

以左宗棠之位高权重,竟然亲赴陈寓来到邯郸,命陈查禁此类事,清交原赃。陈当面答应,但左宗棠等到半夜,陈根本未办。依旧勾引、拦截左部勇丁,夺拿大量武器辎重、银两、军装、米粮,左宗棠竟然奈何不得,只能怒而上奏朝廷。左宗棠发怒,朝廷不能不重视,但也只是轻罚一下。清廷下诏解释说,“陈国瑞勇而无私,朝廷素所深悉”,当然朝廷对他“并非宠待优崇,不料该侍卫谬妄至此”,命其仍旧归左宗棠节制,“令其将神机营前给钤记缴回”,“侍卫虽系京员,岂可与钦差、督抚平行”,如果仍旧狂妄,“即著治以应得之罪”。言辞严厉,只是为了应付、安慰左宗棠。朝廷这时候其实还是很照顾陈国瑞的,稍后就将他调往山西、陕西交界一带平捻,以距左宗棠较远为名,命陈部暂归署山西巡抚调遣,不再归与陈交恶的左宗棠节制了。

1868年,西捻军被平,陈国瑞因作战有功,得赏还黄马褂、花翎、勇号,开复总兵,记名提督,仍赏给云骑尉世职。第二年,又奉命回神机营,并出任天津提督,奕譞依旧重用他。奕譞激烈反洋教,因此在1870年的“天津教案”中,他根本不把三川通商大臣崇厚放在眼里,崇厚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折毁以阻人前进,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,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。处理天津教案时,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、刘杰等三人的要求,但曾国藩又不能不提审此三人,结果张、刘送押解刑部,由刑部判决将此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。陈国瑞深得奕譞厚爱,已到京城避难,不能不到天津接受审讯,奕譞居然派员伴送至天津以表示对其关爱。而曾国藩对陈讯供后,又知趣地令原派之员将陈伴送回京。其中利害,曾国藩当然明白,敷衍审讯一通后,奏称陈国瑞亲供与天津教案并无干涉,令其到扬州“养病”。“养病”期间,混混依然是混混,依然惹事生非,尤其与一些官员严重冲突,甚至扭打斗殴,令曾国藩伤透脑筋。他曾无端生事,带领多人到一位官员家中抄抢金银等物,又逼一位下属服毒自杀,然后陷害这位官员。事发之后,朝廷不得不将他发往黑龙江当差。几年后,曾国藩已经去世,有人又认为陈国瑞作战勇猛,建议再次起用。但大权在握的李鸿章称其精力已衰,性情未改,未能复用。1882年,陈国瑞病死于黑龙江戍所。有意思的是,他死后,张之洞等一干大臣先后上奏朝廷,历陈其累累战功,主张复其原官并在他的立功处所建专祠纪念,朝廷允准了他们的奏请,死后为其平反。

陈国瑞一生未改小混混地痞流氓习气,好勇斗狠,撒泼耍赖,时而桀骜不驯,时而伏地痛哭,所部军纪败坏,无恶不作,竟然敢向刘铭传、左宗棠严重挑衅,劣迹斑斑,屡被弹劾,却因得到朝廷最高统治者的赏识,而一次次逃过严惩。朝廷内的激进者或曰顽固者如奕譞等人,将这样一个流氓地痞放到中外密切接触、环境高度复杂敏感的天津,最终酿成大祸。然而他依然得到朝廷庇护,死后朝廷还为他建专祠“恢复名誉”,为后来者起示范作用。如此人物竟能受到如此重用,能如此得势,说明在清朝的最高权力面前,王朝的制度、程序、规矩等等全都失效,“朝政崩坏,纲纪废弛”,必然会灾难连连,一场祸乱接着一场祸乱。

 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明升员,著名历史学者。明升方向为:中国近代思想史、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。主讲《中国近代史讲析》、《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》、《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》等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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